《去有风的地方》温暖热播质感获赞 多元群像抚愈人心******

　　刘亦菲饰许红豆

　　田园治愈剧《去有风的地方》正在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场、芒果TV双平台温暖热播。本剧由华策（厦门）影视有限公司、瞰心晴工作室出品，刘亦菲、李现领衔主演，胡冰卿、牛骏峰特邀主演，吴彦姝、董晴、范帅琦、马梦唯、赵子琪、马柏全主演，杨昆、艾丽娅、崔奕、傅迦、焦刚、张磊、郝文婷主演，涂松岩、刘佳、郝平、龚蓓苾、姚安娜特别出演，吴倩、曾舜晞、史彭元、刘美含友情出演，傅斌星担纲出品人，张灼监制，龙亚担纲总制片人，丁梓光执导，水阡墨、王雄成编剧。自开播以来，有风小院租客们的故事、云苗村清新怡人的自然风光，为观众带去了心灵和视觉的双向治愈，演员的走心呈现、精细的制作品质也引发了许多观众的关注与热评，口碑和热度一路走高。

　　李现饰谢之遥

　　温暖工笔描摹人物群像 口碑走高热度不断

　　《去有风的地方》讲述了许红豆（刘亦菲饰）在好友离世后来到云南短住，在那里，她结识了放弃城市生活回乡创业的当地青年谢之遥（李现饰），以及同住有风小院的伙伴们——“跨越了山和大海才找到这里”的咖啡师娜娜（胡冰卿 饰），怀才不遇但乐观向上的音乐创作人胡有鱼（牛骏峰饰），社恐且宅的网络作家大麦（马梦唯 饰），事业受挫的商人马丘山（涂松岩饰）……在这幅多棱镜式的生活流大群像里，每个角色身上似乎都带有现代人当下生活的真实缩影，也让正在疲惫生活中，同样努力寻找内心自愈和人生方向的观众在不经意间沉浸其中。

　　许红豆&谢之遥

　　目前，各线剧情已全面铺陈开来。在阿奶（吴彦姝饰）的神助攻下，许红豆、谢之遥秒变义工与老板，两人之间的关系逐步升温；娜娜与大麦从不甚熟络到互相鼓励，双向奔赴的友情日渐深厚，而此前过着“佛系”生活的老马则决定开始重新创业……从亲情、友情、到爱情，在肉眼可见的变化里，小院生活越来越有滋味。

　　娜娜&胡有鱼

　　回归生活、观照现实、疗愈身心。透过充满清新田园风的画面镜头，《去有风的地方》将关于亲情、友情、爱情的故事娓娓道来，隽永熨帖的质感获赞“令人感到极度舒适”。与此同时，演员与角色之间的“高贴脸度”也收获了集体好评，“去有风的地方不够看”“去有风的地方亲情戏”等多个话题登上热搜，领衔主演刘亦菲、李现以及特邀主演胡冰卿、牛骏峰等众多演员联手贡献精彩演技，吴彦姝、杨昆、艾丽娅、涂松岩、刘佳等众多实力派演员更是集体坐镇，从一蔬一饭到事业、梦想、爱情，《去有风的地方》以轻柔的工笔触碰观众的内心世界，让人反复回味。

　　细节营造治愈感 “慢看剧”感受“自愈力”

　　有风有海，四季三餐。在《去有风的地方》舒畅治愈的画风背后，也隐藏着诸多的走心细节。例如，剧中充满了人间烟火气的有风小院其实是剧组从无到有、一点一点悉心搭建的，摇曳的纱帘、风车、风铃、挂饰……虽不见风，却处处都是风的形状，与剧名遥相呼应。此外，从美食、服饰、建筑，到木雕、轧染、刺绣等非遗文化，也让观众感受到了浓郁的人文气息，看点满满。

　　同时，角色和剧情中诸多环环相扣的细节也让暖意直抵人心。许红豆好友陈南星（吴倩饰）的故去引爆了观众泪点，而慈祥可爱的谢阿奶似乎慢慢填补了陈南星的位置，两人成了“忘年闺蜜”。在许红豆逐渐自愈的过程中，从机械转变木质的钟表、不断更新的照片墙等都各具意象。与此同时，从城市回到家乡的谢之遥则被观众称为“小太阳”式村草，他对于风的注释令人倍觉暖心，“风的本质是空气流动，人在感到疲惫寒冷的时候需要向温暖的地方流动，寻找幸福的力量、温暖的力量、美好的力量，或者，重新出发的力量。”

　　去有风的地方群像

　　作为一部田园治愈剧，《去有风的地方》也是一部值得细品的“慢看剧”“宝藏剧”，就像有观众评价的那样，“绝对值得拿八倍镜追”“真的一帧都舍不得快进”。《去有风的地方》正在湖南卫视、芒果TV双平台热播，许红豆的三个月租期在不知不觉间流逝，谢之遥的“斜杠”创业之路波折不断，更多发生在有风小院里的新鲜事也将一一解锁，敬请关注。

一题而三命意的《伶官传序》******

　　作者：詹丹

　　欧阳修的史论名篇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分别在中开头、中间和结尾，出现了三处观点句，即：

　　盛衰之理，虽曰天命，岂非人事哉

　　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

　　夫忧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

　　对此，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，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。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《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》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，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：

　　这篇文章是把“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”作为教训，说明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，“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，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，有其进步意义。

　　而陈必祥在《欧阳修散文选集》题解中论及此文时，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“全文的主旨”，把第二处称为“结论”，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“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”，是“扩大和深化了主题”。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，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。

　　不过，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，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，但更重要的，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：

　　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：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，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“天命”，这是一篇的主干。其次，所谓“人事”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即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和“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。

　　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，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，认为第一处观点句“人事”是主干，后两处是“人事”的具体表现，大致体现出“总-分-分”这样的逻辑关系。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。

　　从逻辑分类看，后两处的观点，确实都属于“人事”的范畴。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“人事”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，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。

　　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“盛衰之理，虽曰天命，岂非人事”中的“人事”毕竟没有具体内涵，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，提出了与“天命”相对的观点，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。也就是说，相对于纷繁复杂的“人事”来说，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，只是当作为与“天命”对等的一个概念，把传统的认同“天命”的观念也向“人事”有所转向，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。

　　也正因为“人事”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，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，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。其实，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，《旧五代史》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：

　　然得之孔劳，失之何速？岂不以骄于骤胜，逸于居安，忘栉沫之艰难，狥色禽之荒乐。外则伶人乱政，内则牝鸡司晨。靳吝货财，激六师之愤怨；征搜舆赋，竭万姓之脂膏。大臣无罪以获诛，众口吞声而避祸。夫有一于此，未或不亡，矧咸有之，不亡何待！

　　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，所谓“咸有之”，正说明了这一点。当然“伶官传序”似乎更突出其重点，所以在林林总总的“人事”中，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“忧劳”和“逸豫”这一组概念对比。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“人事”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。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，这里且举一事为例。

　　《新五代史》有记录说：

　　同光三年夏，霖雨不止，大水害民田，民多流死。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，思得高楼避暑。宦官进曰：“臣见长安全盛时，大明、兴庆宫楼阁百数。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。”庄宗曰：“吾富有天下，岂不能作一楼？”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。宦者曰“郭崇韬眉头不伸，常为租庸惜财用，陛下虽欲有作，其可得乎？”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：“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，虽祁寒盛暑，被甲跨马，不以为劳。今居深宫，荫广厦，不胜其热，何也？”崇韬对曰：“陛下昔以天下为心，今以一身为意，艰难逸豫，为虑不同，其势自然也。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，常如河上，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。”庄宗默然。终遣允平起楼，崇韬果切谏。宦官曰：“崇韬之第，无异皇居，安知陛下之热！”由是谗间愈入。

　　在这里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，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，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，而不听忠臣进谏、尽受小人蛊惑，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。《资治通鉴》也记录了这一史事，胡三省加注感叹说：“郭崇韬之言，其指明居养之移人，可谓婉切，其如帝不听何！”

　　此外，观点句中，“兴国”和“亡身”对举，“国”和“身”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，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“身死国灭”，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虽然庄宗后来的“逸豫”事例斑斑可举，但文章从《尚书》中的“满招损谦受益”引出该文的观点句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，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。这样，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，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，也就是作为“序”而指向“伶官传”的特殊性，所谓“忧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，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。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，这第三处的观点句，就是微观了（尽管结尾的“岂独伶人也哉”一句，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）。

　　在以“宏观”“中观”和“微观”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，我们都是以“人事”为立论前提的。在这过程中，作者所谓的“虽曰天命”一句，似乎被抛到了一边。我们固然可以说，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，并没有完全否认“天命”的存在，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，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。我们没有意识到，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，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“天命”意识，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。

　　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，无意中遗漏了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的后一句“自然之理也。”而这似乎从“人事”中逸出的，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、规律性之理，以颇为“自然”的方式出现，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。而这，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“天命”互为相通，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。

　　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，认为是从“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”，也就是“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”。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，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，可以借助自然灾害，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，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，所谓“天谴事应”。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。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《新唐书》，就讨论了“天谴事应”的问题，并对此有所质疑。在“五行志”中，认为后世之人是在“曲说而妄意天”，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“著其灾异，而削其事应。”而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，正是从“天命”向“天理”过渡的桥梁。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（这被沟口雄三称为“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”）得到理解，成为一种规律时，认识到这种规律、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。不过，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，不断重蹈覆辙时，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，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，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：“呜呼！”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