烟火深处的爷爷足球队******
从“学校体育”发芽，因“终身体育”发展——
烟火深处的爷爷足球队
很难再有一个足球场如这般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。
一块接近标准的5人制球场，长45米，宽22米，两个长边竖起铁丝网，一边挂着横幅“中国足球从我做起”，另一边用蓝色KT板顶棚延伸出狭窄的综合区：破旧的沙发和不成套的桌椅组成休息观战席；更衣室等同杂物间，想钻进去，得先拨开挂得密密麻麻的旧球衣借光，才能在足球和运动包的缝隙里找到落脚之地；休闲娱乐区最“宽敞”，塞着4张很难同时落座的麻将桌和观赛用的100寸电视；厨房“可以做几十人的饭菜”，还有一个洗澡间。平日训练，至少二三十人活动，若有比赛，容纳七八十人也是常态。
可要找到这个“秘密基地”，得先穿过一个农贸市场，带着生鲜干果、蔬菜杂粮的人间烟火气，转角隐入绿茵场。一进门，球场宽边的白墙上4个红字显眼“老有所乐”，一排小字点明方位“昆明市茨坝老年活动中心”。
“球队活跃的队员有70多人，五六十岁的居多，80岁以上的还有6名，年龄最大的88岁，是一支爷爷足球队。”66岁的孙滇云算得上队里的“中坚力量”，作为昆明一友足球俱乐部领队，他向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表示，这支中老年足球俱乐部有着40年历史，而这个球场是大家自筹9万元建的，“每周雷打不动的两次训练，这里已经成为老球员们的精神家园。”
“我们是1982年成立的，当时昆明市第一中学毕业的学子踢足球的特别多，为了延续学校的足球文化，大家就商量成立一个俱乐部。”这个被命名为“一友”的俱乐部最初有4名创始人，当时20多岁的孙滇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，而另外3位“老大哥”包括中国足坛名宿马克坚、前昆明市体工队队长高祖培、前昆明市足球办公室主任白云祥，“4个发起人，现在就剩我一个，其他都‘走’了。”
学校的足球氛围，84岁的李崇智仍印象深刻，他是原云南省足球队球员、教练，球龄已有70年，而他的足球启蒙正始于校园，“1952年我进入昆一中，当时就被学校的体育氛围吸引。”他记得，学校有两个“最好、最标准”的足球场，篮球场也有10多个，“下午4点半下课，上千学生一撂课本就去球场了。”
但这并非不重视学业，而是在当时，体育和文化课地位等高，“成绩好、品德好的学生才能去踢球。”李崇智表示，目前，俱乐部里80岁以上的成员中还有两人是他的同学，“我们都是昆一中的学生，也都是云南省第一批专业足球队员。”
有了学校的基础，俱乐部很快发展到60多人，最初以昆一中毕业的学生为主，“来了不少中年人。”孙滇云记得，队伍成立不久，全国的中老年足球赛开启，为了参赛、壮大队伍，各行各业的人加入进来，“警察、医生、自主择业的、京剧团唱戏的……但大部分都有足球底子，很多人有过专业队经历。”1986年，30岁的孙滇云见证球队首次获得全国中老年足球赛冠军，“那时云南足球很少冒出头，我们就像卡塔尔世界杯的摩洛哥队一样，一匹黑马冲出去。”
“老人们尤其坚信，只要有人上场，云南足球就不会倒。”孙滇云记忆里，球队似乎没有难以为继的时候，俱乐部里的很多人年少时便已相识，他们是校友、队友甚至是师生，发展到后来，加入了亲戚、同事、朋友，“我们圈子里大概有200多人，‘一友’也从‘一中校友’转变为‘一群好友’了。”
8年前，球队结束了“漂泊”的日子，在距昆明市中心约15公里的茨坝街道拥有了固定球场，但球场地势较高，一到下雨天，天然草坪就暴露缺陷，上场的人都一腿泥，且日常维护费用也比较高昂，众人一商量，又自筹经费翻修了球场，“多的凑一两万元，少的凑千百元。”用国家级裁判、足球解说员陈晓昆的话说，“为了有个地方，能把大家和足球拴在一起。”
“拴在一起”意味着要先跨越队员间年龄的代沟，再携手蹚过时间的河流，至少在这片小小的球场上，“孤独感”对每个年龄段的人都是一个陌生的词。
无论场上场下，81岁的陈晓昆都十分自在，“训练后，大家分两桌做饭，我们老年人牙口不好，伙食既得讲求营养又要讲究火候。”他以牛肉举例，“一份做红烧，味道浓一点，给年轻人吃，一份做清汤，炖烂了，适合老队员。”而四五十岁还没退休的队员，通常忙不急吃饭，为了训练调的班，还得尽快补上。
做过心脏搭桥手术的李崇智则因身体原因被“禁赛”，但训练时间一到，他就会出现在场边指导技战术，在这里，几十年从业经验凝结的218条“信条”依然鲜活，不会再囿于箱底的笔记本里，在足球的语境里，“当年训练，两毛钱买一包辣椒就饭吃”的古早经历，也有了更多懂得珍惜的听众。
为了安全比赛，队内最早要求给70岁以上的队员佩戴绿色袖标，起到提示作用，但彼此熟悉后，“提示”就种在了心里，“我们球队有两条不成文的规定，一是不能抢老年人的球，只能封堵传球路线，二是不能和老年人有肢体冲撞，另外我会尽量把射门机会给他们。”40多岁的何庆伟是队里名副其实的年轻人，原本偶尔陪父亲来这儿踢球，在父亲离世后，他便正式成了球队一员，“前辈们脚下技术都非常过硬，基本功和对球的处理方式，有很多经验值得学习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发自内心的足球情结，感觉每周训练都在圆梦。”
为了“圆梦”，陈晓昆有过一次教训。“比赛中，一个来球位置太好了，我没忍住就跳起来甩了一个头球。”他没料到，以前当运动员的习惯动作，结果造成了脑部出现淤血，从此以后，他遇到年纪大的队员就叮嘱：“高球来了，用肩、用胸，一定不要拿头顶球，得忍住。”毕竟，伤病的滋味，他永远记得，“年轻时就因为双膝内侧半月板破裂，我才退队。”如今，还能坚持在绿茵场上，他很珍惜，“比分和输赢已经不重要，能过球瘾，还能适当锻炼身体，这就是真正的快乐足球。”
“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顽强生长的草根足球。”何庆伟认同这套足球哲学，“七八十岁，还能每周聚在一起，换换衣服，为自己一辈子的爱好上场，他们站在那儿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。”心头一紧时，何庆伟会经常问自己，“今后到了他们的岁数，是不是还能坚持？”但看着眼前这些苍颜白发的足球“少年”，似乎又找不到给出否定答案的理由。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梁璇 来源：中国青年报
【十年中国风】14亿人的“陆地飞行”******
中新网北京10月1日电 题：【十年中国风】14亿人的“陆地飞行”
记者 阚枫
“请看看中国高铁的里面，相当不错，有很稳定的WiFi和插座。”
今年2月7日，参加北京冬奥会报道的美国记者森来实在社交媒体连发视频和图片，“直播”自己乘坐中国高铁的体验。
视频：【十年百变】中国高铁在西方封锁中“逆袭”来源：中国新闻网
这两条引发大量互动的推文，让中国高铁在外国网友中又刷了一波好感。有网友还在评论区发了一张美国铁路的照片：一辆列车从满地狼藉的铁轨上驶过。
诚然，过去10年，既重速度，更重品质的中国发展令全球刮目，而向世界展示这种速度和品质，高铁无疑是最好的名片。
中国高铁的第一张名片叫“逆袭”。
比发达国家晚40多年起步的中国高铁，如今头顶着多项“世界之最”：运营里程最长、在建规模最大、运营动车组最多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。
中国高铁的成长故事，也是工业大国自主创新的励志故事。
10年前的2012年，中国标准动车组“复兴号”开始设计研制，5年后，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“复兴号”就实现首发。超乎想象的速度背后，是中国高铁研发人员夜以继日的技术攻关。
在“复兴号”的一次试验中，列车出现了300微秒的通信中断故障，为了研究这比闪电还短的一瞬间，技术人员摸索了整整7天，最终找到故障原因。
世界上怕就怕“认真”二字。从无到有，从引进、消化、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、领跑世界，高铁成功“逆袭”，说白了，就是把“认真”做到了极致。
资料图：航拍秋日的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和乡金色田园。图为疾驰而过的高铁。赵春亮 摄中国高铁的第二张名片叫“幸福感”。
“要想富，先修路”，这是中国人对于美好生活的朴素理解。
10年来，中国高铁年均投产3500公里，“四纵四横”扩围到“八纵八横”，总里程从9000多公里延长到4万多公里，占到全球三分之二。
穿梭于山川江河的高铁，不仅重新定义着中国人的时空概念，也深刻牵引着整个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和区域经济联动。
江西省上饶县四十八镇，“中国最小高铁站”五府山站建在群山环抱中的一座小山头上。2015年6月正式通车，占地2000多平米仅两个站台的小车站，解决了周边30万山区百姓的出行难题。从这里出发，两小时能到杭州、福州，三小时能到上海。
如同四十八镇，10年间，众多中国小城镇一步迈入“高铁时代”，高铁带来的出行便利和经济提升，让老百姓收入更高了，让孩子们眼界更宽了，高铁加速着民众“幸福感”的提升。
资料图：当地时间2022年8月25日，雅万高铁2号隧道顺利完工，全线架梁通道全部贯通。图为施工人员庆祝完工。 中新社发 中国电建雅万高铁项目部 供图中国高铁的第三张名片叫“分享”。
今年9月2日，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丹戎不碌港，中国生产制造的雅万高铁高速动车组列车从货轮中缓缓移出，贴在车身的标语用英文写着“印度尼西亚首条高铁”。
雅万高铁是中国高铁首次全系统、全要素、全产业链在海外落地的项目。它不仅让2.7亿印尼人有了第一条高铁，也培养了大批印尼本地的高铁技术人才。
印尼高铁建设技术员拉姆达尼就曾被媒体聚焦。在中国团队“导师带徒”的传帮带下，他从一个刚入职的技术生手变成独当一面的技术能人，两年来，他的中文水平提高很多，收入更涨了不少。
跟拉姆达尼一样，雅万高铁建设中，1万多名印尼当地工人和大批当地工程师、技术人员参与其中。既因地制宜，也授人以渔，这种“幸福感”的传递，是中国高铁在海外“叫好又叫座”的又一重要原因。
10年来，中国的高铁故事映射出太多国家发展的时代剪影——“复兴号”是自主创新的一个缩影，五府山站是民生提升的一个缩影，雅万高铁是高水平开放的一个缩影……而飞驰的高铁本身，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缩影。(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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